盛智文（AllanZeman）

蘭桂坊集團主席，任職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信和置業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為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的董事局成員等。曾任香港海洋公園主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於香港生活超過四十年，身兼多項政府公職，同時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

（文章由成孟琦採訪整理而成）

本文收錄於《我們是香港真本土》

盛智文

七十年代初，我19歲，从加拿大蒙特利爾一路顛簸來到香港，之後的46年再也沒有離開過。我愛香港，我內心的聲音叫我留下，叫我成為一名香港人。

我在撕裂的蒙特利爾長大

我出生在二戰後的德國，父母帶著兩個月大的我離開那片傷心地去了紐約，之後父親去世，我們一家人又輾轉到加拿大，可以說我沒有受到過德國文化的影響，也不會說德語。我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長大，即使是在這樣的加拿大發達地區，我成長的過程中還是經歷了很多現在年輕一代難以想像的激烈衝突。

當年，魁北克法語區和英文區實行分離政策，不像現在香港流行的兩文三語，每個人都會好幾種語言，大家可以無障礙交流，加拿大魁北克講法語的群體與講英語的群體相互隔離，彼此仇視。魁北克講英文的當權者希望英語區和法語區完全分開，當然講法語的人並不喜歡這樣。

我很小就明白不同群族之間的仇恨，我的母親在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失去了雙親和兄弟姐妹，如果在她面前提到德國，她現在還會抓狂。母親對德國人的仇恨，很幸運沒有傳遞給我，可是我理解她，她經歷了那樣大的痛苦，失去了至親，從她的痛苦裏，我也理解了當人們失去某樣珍貴東西時的痛心。

當時的蒙特利爾，講法語的市民低人一等，他們的教育、醫療和生存資源都受到壓抑和限制。當人們不開心，便會想方設法改變。法語區民眾當中，自發地興起了小團體，這些組織在市區不同地方進行破壞，企圖表達他們受到壓抑的不滿和獲得更多機會的渴望。當時沒有網絡，這些小團體之間互不沟通，警察即使抓獲一個組織，他們也無法得知下一個會造成危險的組織在哪裏。我永遠也忘不了離我最近的一場爆炸，當時我在電影院看戲，有人將炸彈藏在電影院外的公共設施裏，炸彈引爆，我感到整個電影院昏天暗地的震動，所有人都在尖叫，以為自己活不成了。

童年盛智文與他的父親（圖片由盛智文提供）

蒙特利爾的分離運動與現在的本土主義，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同一個內容不同的表述。趨勢瞬息萬變，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當權者和話語。比如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他宣導的是反全球化和「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AmericaGreatAgain)。我們知道這些號召會紅極一時，但風潮一過，人們便會遺忘，直到下一波口號出現。

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分離運動後，魁北克講英文的當權者們理解到，原來講法語的加拿大人同講英文的加拿大人是平等的，他們一樣有着對生活的美好訴求，應當享有在住房、教育、醫療和生活其它方面同等權利。於是，魁北克政府投入更多心思和金錢改善法語區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後的故事，就像你們看到的那樣，魁北克仍舊是加拿大最美麗和最有風情的地方，人民安居樂業，講法語的加拿大人和講英語的加拿大人相處融洽，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仍然嚮往去魁北克旅行。反之，如果這些訴求沒有被理解，政府沒有做出改善，分離主義依然以暴力形式盛行，作為加拿大經濟重心的魁北克會面臨投資者撤資、經濟下滑、政府財政緊張等窘境，加幣也會受影響，加拿大經歷兩百多年的開拓後，加拿大人民的利益已然融為一體。最終不論是祖籍英裔還是法裔，都會受到傷害。

加拿大的分離運動是香港的一面鏡子。我不認為香港的本土主義會壯大和流行起來。和我經歷的相比，這些不算什麼。當魁北克的分離運動最暴力之時，我只有八歲。八歲的我已經明白，解決這些矛盾的關鍵是相互理解。實際上，本土主義在香港已經是過去式，去年有一小撮叫囂香港獨立的群體，這一現象被媒體抓住和利用，作為一個賣點呈現給全世界，他們得到了眼球和關注。但大部分人都知道，以香港的現實情況，香港獨立沒有可行性，香港的資源有限，也不能和內地市場隔絕。我認為，香港最好的出路是成為中國內地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和內地一起成長騰飛。

在觀塘闖蕩的十九歲

魁北克法語群體與英語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我的家庭背景，使我成長飛快，我很小就開始經商，並且取得了成功，成為了一名企業家。帶著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來了香港，繼續經營服裝進出口生意。

舊時的蘭桂坊（圖片由盛智文提供）

那時候沒有大飛機，從蒙特利爾到香港要轉機很多次，中間停留在阿拉斯加和日本多地，經歷一段又一段望不到盡頭的飛行後，我終於降落在香港。第一眼看到這片土地，我還以為自己到了月球。和很多生活在港島、講英式英語的英國人不一樣，我是從香港底層的新蒲崗、觀塘、葵涌工業區開始瞭解香港的。那時候，住在香港島的英國人和九龍新界的工業區完全是兩個世界，我不大能夠聽得懂英式口音，反而整日混跡在香港底層的工業區內。工業區的人們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工業大廈都十分簡陋，樓裏沒有抽水馬桶，只有簡單的茅房，我在加拿大從未見過這種在地上挖一個洞做出來的廁所。我日日和工廠裏的工人吃穿一處，用一個茅房，我從他們的生活裏瞭解了香港。

七十年代，我就知道地稀人多的香港面臨著很大的土地問題，當時香港的房價已經很驚人，當然沒有現在這麼驚人，但考慮到簡陋的住宅環境，很多民眾要工作非常努力才能住在沒有抽水馬桶、沒有大堂和會所的小房子裏。香港的土地有限，我們就要把樓往高裏建造，我那時候看到啟德機場的飛機穿梭在居民區高樓裏，飛行員可以和樓裏吃飯的市民打招呼也覺得很有趣。

日子很辛苦，但回憶起那段奮鬥的歲月我還是充滿感恩，香港的勞動力和低稅率幫助我的企業快速成長。我是做時裝行業的，在香港的工廠生產，再將服裝分銷到北美，後來我在全球三十五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辦公室。

今日蘭桂坊

見證變化中的中國內地

我三十五年前首次進軍中國內地，第一家辦公室選在湖南長沙，毛主席的故鄉。關於這幾十年香港和內地的變化，我想我都可以寫本書了，估計還能是一本暢銷書。那時候航班還少，大部分時候，我會乘坐由廣州去長沙的綠皮火車，一坐就是十四小時。當然，上車後可以想辦法搞一張臥鋪票，但我還蠻享受坐硬座的感觉，因為在硬座車廂裏，年輕的我能觀察到中國真正的樣子。車廂裏擠滿了人，坐着的、站着的、坐在桌子上和桌子下的人，甚至連洗手間都擠滿了人。我聽不懂他們說的中文，卻從他們的表情和語氣裏更加瞭解這個國家。就這樣，有好幾年，我每個月都坐兩次綠皮火車去長沙，期間好不容易買到了一次飛機票，已經拿到登機牌的我開心地走向登機口，本以為終於有一次可以不用坐十四個小時火車，沒想到空姐攔住我，不讓上飛機，口裏一直說著「沒有，沒有」。我知道她說的是沒有座位了，但想到要趕回火車站再重新買火車票，我只好擺出一副「我不會中文，我只能說英文，你看我已經換了登機牌」，如此的表情和手勢，笑著和她比劃。萬萬沒想到，最終我還是坐上了飛機，只不過不是坐在座位上，而是坐在臨時放在機艙中間的小馬紮，就這樣一路飛到了長沙。這次奇妙的飛行也成為我人生裏最難忘的一次坐飛機體驗。

跟幾十年前蹲茅房、坐綠皮小火車望著窗外景色發呆的日子相比，香港和內地變化都很大，內地變化更大。我發現在內地，幾乎沒有人用現金或銀行卡，全部都是支付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