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挖出千年古井，专家表示：改写香港历史，戳穿英国的世纪谎言

今日的香港虽然有些拥挤、蜗居，但有一点的是香港恐怕依然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那里有着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中国南部繁忙的金融中心和地区贸易通道。

当然，很多人都说香港有今天要感谢英国人，是英国将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了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这是我们一贯的认知，尤其是英国人，他们总是如此宣传。

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并非如此，因为香港从来就不是小渔村，在历史上本来就很繁华。有依据吗？有。那就是香港最具颠覆性的发现。

在港铁兴建沙中线时，施工人员在九龙马头围意外挖出了大量宋元时代的古物及遗址，包括至少六口古井，处遗迹，多箱普通器物及件重要器物，被称之为“过去60年来最大的考古发现”，堪称颠覆性，极可能改写香港历史。

对于这次的意外发现，香港的历史学者及古物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认为：这是香港继年发现东汉古墓之后，最大的考古发现，而且其重要性比东汉古墓更重要，甚至可以改写香港的历史。

而改写历史的就是这些千年古井。那么，一个古井，意味着什么呢？为何让专家如此兴奋，甚至说改写历史呢？

《清明上河图》中的方井及其上井亭建筑，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考古学而言，水井好像一个通往古代的时光隧道，让我们重现古人生活和建筑的技术。要知道，水井是人类在城市聚居生存的先决条件，同时水井的挖掘工艺也代表着当时的文明程度。

这次发掘的宋朝古井，采用10层花岗岩建造，工序较多，这意味着当时这里曾是一个大聚落，兴建方井的居民比较富有。此外，麻石砌成的明渠、暗渠也证实了香港在两宋时期已经有城市规划。

实际上，香港自古繁华。根据已经在香港发掘的墓地遗迹和早期石刻显示，早在石器时代香港就有人类居住了。汉代时，香港被纳入了中国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内地汉族人迁徙到香港定居。

大约公元7世纪以来，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地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繁荣，香港平静的海港逐渐成为贸易商船的补给之地。除了丝绸，中国还出口瓷器和茶叶，并进口香料和各种农作物。

再后来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商人在16世纪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葡萄牙在香港附近的澳门建立了基地。到鸦片战争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被英国人趁机抢占了香港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又得到了九龙，并继续向北扩张。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香港不发达，英国人会要香港吗？

所以说，英国人宣传他们将香港由渔村变成大都会，无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在很多史书中也记载了香港当年的繁花。

《宋史·卷三十七》上就记载：“公元年，庆元三年夏天，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遂作乱。同年八月辛卯，知广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尽杀岛民。大奚山者，即今大屿山等三十六个岛屿之合称。”

由此可见，当时香港生产、贩卖私盐相当猖獗。

而香港现存最古老的天后庙，上面也有南宋咸淳十年（即公元年）的石刻。上面说：“古汴严益彰官是场，同三山何天觉来游两山。考南堂石塔，建于大中祥符五年，次三山郑广清堞石刊木，一新两堂……滕了觉继之。北堂古碑乃泉人辛道朴鼎刱于戊申。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义继之，道义又能宏其规，求再立石以纪。咸淳甲戌六月十五日书。”

“古汴”即开封，“三山”是福州的别称，“泉”即泉州，“两山”也就是今天的东龙洲（南佛堂门）和天后庙所在的大庙湾（北佛堂门）。

这段史料可以显示，远在一千多年前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年），已有人在南佛堂门修建石塔，亦可知宋代先民在香港之足迹，香港在当时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水道。

由此可见，香港虽是蕞尔小岛，早在宋代，却非人迹罕至。官府既设盐场，自有户口提供盐丁劳作，盐官起居亦需小吏、衙役关照。而且宋朝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宋人已经掌握了建造大型船只的技术，海上运输不久便成为普及的运输方式。

当时广东三角洲一带土地肥沃，盛产稻米，于是当地米商便利用水路将稻米运至福建。福建商人则会将其土产，例如瓷器与铁器等经又运返广东，形成贸易往来。由于广东与福建之间海上运输大为兴旺，大宋朝廷因而在香港海港东面入口，即当时的佛堂门设立海关汛站，位置距离今天的东龙洲不远之处，建立了管理的机构，例如税务等。源自于福建莆田的林氏族谱之中，就记载了当年林氏从福建到香港通商的资料。

由于贸易旺盛，香港经济活动频繁，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当时政府还在九龙湾沿岸开辟了多片盐田，古称官富场。食盐产量上升时，部分会运往内陆地区，尤其是粤北及以外的地区，有些时候更取水路运抵广西的梧州及沿西江再上。

众所周知，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不仅事关每个人，而且在古代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所以宋朝的官员因而非常重视食盐的生产、销售与分配，会特意委派官员管理，盐官的官位所在，官富场其后改称官富寨。

《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碑文记载：蒙古人攻陷南宋首都临安后，宋帝与一众随员逃往南方，香港成为福建与广东之间沿岸的交通命脉。

公元年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马皇后携带年轻的宋端宗及其年幼的弟弟赵昺乘船南逃，在温州与泉州等重要港口暂时停靠。不过当地官员为求自保，拒绝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

没办法，他们只好继续南下，当抵达广东沿岸，近佛堂门一带时，丞相陈宜中毅然下令船舰由东南方转向往西航行，驶过狭窄的佛堂门，进入波澜不兴的香港海域。当地百姓知道皇帝来了后，依然出现迎接。皇室成员随即在现今九龙湾一带安顿下来。

但元军一直紧追不舍，年轻的皇帝在此短暂停留后再次逃命。逃亡过程中宋端宗惶恐病发，于年4月病亡。随后赵世杰、陆秀夫立赵昺为帝，并移师于新会崖山（今新会崖山）。公元年宋元军队于海上决战。宋军溃败，陆秀夫抱帝昺坠海而亡，南宋灭亡。

大量的史料和考古学证据，无疑证明香港在殖民时代之前，有过一段相当重要的历史，同时也给英国人将香港“从渔村发展成大都会”之历史论述，提出有力的反驳。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对香港的贡献，但香港能有今天还是香港自己和大陆，而不是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