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黄芷渊

?凤凰卫视高级记者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一九九六年七月，香港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在亚特兰大奥运中为香港夺得第一面奥运金牌，英国国歌奏响，港英殖民地旗帜徐徐升起。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记住这历史一幕，因为从下一届奥运开始，如果香港运动员夺金，升起的将是香港特区区旗，播放的将是中国国歌。于是我带着疑问牢牢记住了。

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对香港即将要回归一事一知半解。只知道突然有一段时间，身边很多同学不见了，后来听说他们跟爸爸妈妈移民了。

李丽珊夺金使我第一次发现，香港于我而言是那么的不同和重要，尽管当时我还不懂，骨子里有一种叫“本土意识”的东西正在酝酿当中，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不一样的归属感。

一年之后，香港回归。

那是一个雨夜，从告别仪式到凌晨的主权交接仪式，家里的电视一直开着。那晚，维港上空烟花绽放，整个香港就像过节一样。

七月一日一觉醒来，港督府的英女王王冠徽号被拆除了，所有政府机构都改为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再后来，钱币的样子变了，英女王寿辰假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香港特区成立纪念日、国庆日、佛诞等公众假期。

我就读的小学那几年在翻新重建，我们租用了另一座学校大楼。回归那年，我们开始学普通话。老师当时是这样讲的：

香港是个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其他城市不同，但她与内地其他城市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你们学的普通话课是个特别课程，和中、英、数等科目不同，但都是你们要学习的课程。

老师说，待学校大楼翻新完成我们就会搬回去，就像英殖民地租期到了，香港主权就要回归。

我是香港人VS我是中国人

初中之后我们开始接触中国历史科，详读了鸦片战争和香港沦为英殖民地的来龙去脉，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身份的迷思。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中学时几乎都有辩论过这样的题目：“我是香港人VS我是中国人”。

支持“我是香港人”的同学认为，香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香港人就要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是中国人”的则反驳，“香港人”这种本土认同的前提是国家认同，就好像有些人说“我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前提是他们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在我们心中相互拉扯，国家队在比赛中胜出时，我们以身为中国人自豪，但当内地有一些负面新闻，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时，香港人的本土身份又会变得更强。

那个年代，“本土”不是敏感词，我们都视之为对香港的一种归属感、自豪感，更不知道什么叫“港独主张”。因为我们的身份本来就存在所谓的“二元认同”，也就是我既是香港人，也为中国人。

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推广德育及国民教育。在我读高中时，当时的教育统筹局举办《香港领袖生奖励计划：国情教育课程班》，透过选拔选出每团一百多名学生，到北京参观学习和与内地学生交流，了解内地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为了让更多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当局设下一个规定，每团每间学校只能录取一名学生，于是身边的同学朋友对被选中参团的我们都羡慕不已。那时候，我们学习的国情内容深入全面，包括国家发展的优势和不足，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的交流开放坦诚，两地媒体的报道很积极正面，学习国情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

凡事诉诸血缘、地缘、历史渊源。长辈们经常说，以前的香港是一座经济城市，茶余饭后大家不太谈论政治，政治意识也没那么强。

只不过回归后这些年，香港经历了太多的痛。庆过回归就爆发亚洲金融风暴，楼价暴跌；刚平静一些就遇上二零零三年的SARS，香港经济跌入谷底，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愁云惨雾……

本文作者香港凤凰卫视高级记者黄芷渊

没有硝烟的战争

SARS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经历了这一疫，却令香港人更为团结。

非典型肺炎于二零零二年在广东顺德首发，短时间内扩散到东南亚及全球多国。二零零三年的春天如约而至，然而事情并没有随着花儿萌芽变得美好，只有更差、更坏。

三月，SARS病毒快速在香港扩散，医院疫情爆发，淘大花园超过三百人患病，死神无情地夺走一个又一个生命。港府史无前例地把淘大花园E座隔离十天。

那一年我读中四，中五会考准备得如火如荼中。那段日子我们要戴口罩上学，老师每天早上在校门口为学生量体温，校园处处都是消毒洗手液。

因为疫情严重，学校让我们自行选择是否回校上课。来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少，四十人的班级试过只有三四人来上课。

整个香港就像打仗一样，坐车有人打个喷嚏，附近所有人都会闪开，学校陆续停课，医护人员相继染病甚至过世，世卫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社会经济全面萧条……谁也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我们这一代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崇尚个人主义，生于物质富裕的年代，原本根本无法体会七十年代“狮子山下”香港精神那种逆境自强、刻苦奋斗和所谓的本土集体意识。

但因为一场SARS，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新的反思。黑暗之中我们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失望之中我们看到香港人守望相助的价值；逆境之中我们看到这个文明社会的优秀素质。

尽管当时狮子山下不再只有贫民区，但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仍常挂在我们嘴边。而我所说的挂在嘴边，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包括在香港生活的少数族裔新一代，甚至在香港成长的内地新移民。如果要说本土意识，相信SARS时社会融合团结、共同奋斗的本土意识比什么时候都来得强。

SARS是一场磨炼，却让爱渗透在香港每一个角落，反观今天的社会沉浸在谩骂斗争文化之中，那段日子就像沙漠中的甘泉，滋养着香港人的心房。

内地-香港“矛盾”背后

过去数十年，香港的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繁盛期。但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令香港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逐渐减少，从前拥有的一些相对优势也渐失。加上当年SARS之后内地以CEPA（内地与港澳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观察者网注）及赴港自由行协助香港经济复苏，内地高消费族群纷纷赴港消费，香港人较内地人优越的感觉日渐消沉，排外心理不然而生，内地-香港“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随着内地赴港自由行的规模不断扩大，香港与内地的民间“矛盾”也逐渐升温。

二零一二年一月，国际名店DG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照，并称“如果是内地人就可以”。事件在香港引起极大回响，有网民发起万人集会，内地与香港骂战更一触即发。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了香港人因难以接受在本地受到歧视而激起的强烈本土意识。

再后来，从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到本土团体抗议内地游客并称之为“蝗虫”，从反水货客的“光复行动”到针对内地游客的冲击行为，两地“矛盾”不断加剧。

以水货客问题为例，这原本涉及社会政策的问题，却成为内地-香港“矛盾”的根源。为了从多方面了解水货活动的影响，那几年我多次走访新界北区，采访水货客及当区居民。

记得有一次，北区水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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