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华人民俗信仰的发展，关帝信仰与观音、妈祖等神佛堪称是世界性的信仰传播，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表征。关帝名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人（今中国山西省运城市），是汉末三国时刘备的重要将领，其桃园结盟、忠心汉室、不改其节等忠义勇武的形象与事迹历来传唱不已，备受历代人民推崇，从而发展成为神祇崇拜，衍为关帝信仰。

　谈及关公信仰发展的源流，唐代已见信仰开展，唐·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已载录三则关公在南朝显灵的圣迹，其后信仰发展渐趋隆盛；据郝经《陵川集》所记，宋朝末年民间供奉关公的祠庙已是“郡国州县、乡邑间井皆有”；迄于明初，《万历明会典》载明太祖朱元璋以“汉寿亭侯关王庙”列为京师祀典之一。明万历四十二年（年）明神宗敕封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公已成为帝级大神。清雍正年间，颁令全国启建武庙、并入祀典，按祭孔之太牢祭仪、春秋两祀，关帝列入国家祀典。明清以降，供奉关公的庙宇遍布汉土，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琉球、新加坡等汉文化圈，并扩衍至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东帝汶、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故克劳丁·萨尔蒙在《南洋岛国的三国文化》更指出，三国文化对马来语系国家的影响“最重要的形式莫过于对关公的崇拜”，显见关帝信仰已是国际性的文化现象。

　关帝信仰的发展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蕴，涵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与价值观，从而其信仰横贯儒家、佛教、道教等信仰体系。华人民间信仰多俗称关圣帝君、关圣帝、关帝爷、帝君；道教尊为协天大帝、伏魔大帝、翊汉天尊；佛教奉其为“伽蓝尊者”、“伽蓝菩萨”；儒宗神教扶鸾信仰者多奉为五恩主之首，俗称恩主公。关帝信仰发展除了横跨各个宗教系统，也成为各个行业的守护神，军警尚其忠勇而奉行业神，文人以其儒将典范而崇其为“五文昌”之一，商人奉为“财神”，凡此种种皆可以看见关帝信仰在华人文化的代表性与重要性。

　分析关帝信仰能够以极其隆盛的内缘质素，乃源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实践。《关圣帝君应验桃园明圣经》赞关帝曰：“精忠冲日月，义气贯乾坤，面赤心尤赤，须长义更长。”关于关公的生平事迹，桃园三结义、关公保二嫂、解白马坡之围、关公破黄巾、关公不杀落马黄忠、义释曹操等在庙宇壁画、说唱曲艺、小说戏剧等经常可见，关公对汉主刘备的忠贞不二无疑是“忠”的典范，义薄云天的形象、行谊更为人津津乐道，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更将关公列为“义绝”。关公对于“忠义”的极致实践，无疑是后世对祂最显著的评价。历来官方不断地敕封关公，如：北宋宣和五年（年）封为“义勇武安王”，明万历十八年（年）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清顺治九年（年）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光绪五年（年）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分析此等封号，“圣”的意涵犹如是理想的圣者典范，“忠义”则是关公成圣成神的核心内涵。

　关圣帝君成圣成神后，深受黎民与历代帝王的敬仰，不少文士也将关帝信仰“儒化”，纳入儒家伦理规范里。关公诚信忠义的形象俨然是群众道德的标杆，从而其信仰具有匡世教化的作用，以关帝为中心的经籍与儒家思想唱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帝君曰：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亏，可立于天地之间。若不尽忠孝节义等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关帝信仰文化十足地彰显著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孝节义”之道德轨范。

　整体而言，关帝形象树立了儒家脉络下的圣者典范，允文允武的儒将风范更是华人追求的理想典型。甘雨施《关圣大帝圣迹全书》：“稽史臣赞尧之辞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窃以为非上古之神灵弗克统四德而兼备也。三代圣时，圣人备此四德者，恒间世一出，衰周素王迥乎尚矣。自兹而降，殆难其人。至后汉之季，而天地精英之奇遂特锺之，若汉寿亭侯关夫子为极圣也。夫子当汉僭乱之时，独精心于《左氏春秋》之学，一言一动，隐符尼山之心，传间形诸词翰之续余，如表忠归汉诸书，醇古渊懿，亦非后世文学所能及。”关公堪称是承接儒家道统的圣者，被视为与孔子相对之“武圣”，关帝信仰更是体现著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关帝信仰发展成为华人民俗信仰最普及的男神。

　忠义人才培育学院客座教授、佛光大学中华传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谢瑞隆

来源：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