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舞蹈剧场”，是结合舞蹈、戏剧等多种表演形态，创作者通过反复的找寻、思考，把生活中的经验和记忆的累积，发展成动作、舞蹈、戏剧的形式。它带着“实验”与“包容”精神，以身体表现为核心，融合多种剧场元素，成为比舞蹈更为丰富的外延行为的总和。

苏格兰巴罗莱德芭蕾舞团的舞蹈剧场作品《虎生》，在武汉的中国首演令人惊艳。此时此刻，我们以舞蹈剧场领域的一代宗师皮娜·鲍什的自述文章《动我心者》献给读者，和大家一起，感受舞蹈剧场动人力量背后的源起。

一代宗师｜动我心者——皮娜?鲍什自述

WhatMovesMe-PinaBausch

转自豆瓣作者：LL

(爱可以是幻象，单侵噬选择它的人/浙江杭州)

每每回望我的童年和青年，从学生到舞者再到编舞，每个阶段在我眼前都会幻化成一幅幅的图画，同时还弥漫着音乐和芳香。当然，还有曾经是和仍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这些历史图画会不停地回来寻找它们的位置。多年之后，儿时的经历终于在我的舞台上找到了落脚之处。

让我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起吧。（图片1—3）

战争的经历是最刻骨铭心的。佐林根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每次警报一响，我们便不得不逃进花园里一个小型的防空掩体。曾经有一枚炮弹落在了我家房子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一段时间父母将我送到了乌珀塔尔的姑姑家，因为那里有个稍大一点的防空掩体。他们想我在那里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有一只黑底白点的帆布背包，上面挂一个同系列花色的玩偶。背包总是在那里时刻准备着，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我便可以立即带上它逃难。

我还记得房后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当地唯一的水泵，人们都在那排队打水。

因为物资紧缺，人们不得不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获取食物，也就是用手头的东西换取食物。为了能让我们喝上鲜奶，我父亲曾用两床被子、一台收音机和一双靴子换来了一只羊。有一天，这只羊又被换掉了，换成了一只被我父母唤作皮娜的小羊羔。小甜心皮娜。又一天，肯定是在复活节，皮娜变成了餐桌上的烤羊。小羊羔的惨死对我造成极大的刺激，自此往后我再没碰过羊羔肉。

图片1：旅店，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2：学校，年，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3：父母家，年，摄影：私人照片

图片4：父母，年代，摄影：私人照片

我父母（图片4）在佐林根经营一家附设餐厅的旅店。和兄弟姐妹们一样，我必须在店里帮忙。我们常常花几个小时削土豆、扫楼梯、整理客房，类似这些旅店里的常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做得最多的是蹦跶着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客人们都有目共睹。附近一家剧院的合唱队常有人来店里用餐，他们总是说：“皮娜必须去儿童芭蕾舞团。”有一天，他们真的将我带去了剧院的儿童芭蕾舞团。当时我五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最开始的一段经历：所有孩子俯卧在地，翘起他们的脚，然后向前拉腿到脑袋的左右两侧。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于我而言这根本不成问题。我的老师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是一个天生的蛇人。”虽然我并不明白蛇人的概念，但是从她的语气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特别。从那之后，剧院便成为我最惦记的地方了。

我家房子后面有一个花园。一个迷你的后花园。也就是小型防空掩体所在的地方。花园里还有一个长条形的建筑物——九柱戏场。九柱戏场背后就是花园的中心。我父母买下这块地的初衷是想要开设花园餐厅，所以一开始他们便在花园中心修了一个水泥地的圆形跳舞场。可惜工程最后烂尾了。但是对于我和周边的孩子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植物疯狂地生长，在草坪和杂草丛中绽放着美丽的花朵。

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九柱戏场那要被阳光烤融了的柏油屋顶上，触手可及的是伸展到屋顶上来的黑色酸樱桃。屋顶上还有一张旧沙发可以让我们像蹦床一样跳上跳下。花园里有一间老旧的花房。也许就是在那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我们假装那是家动物园，部分孩子扮演动物，另一些则扮演游客。当然，我们也利用跳舞场。我们常常表演，好像是未来的大明星。我最常扮演的角色是马丽卡?洛克。我母亲不喜欢这一切，所以在她出现之前，前哨就要向我们发出警告。

附近有家巧克力糖果工厂，孩子们总是站在排出温暖甜蜜蒸汽的下水道上。我们没钱买，我们免费闻。

我家旅店的餐厅也充满了乐趣。父母因为工作缠身所以不能好好照看我们。晚上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会悄悄躲到桌子底下。在那里可以见识到许多趣闻：友情、爱情，争执，所有在小餐厅里经常上演的故事。我成为一个观察者。可以插嘴吗？不，我必须三缄其口。

第一次登台大概是在我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个芭蕾之夜的节目是《苏丹王的后宫和他的佳丽们》。苏丹王斜倚在一张堆满奇珍异果的矮榻上，我被打扮成摩尔人，整个演出过程就是用一把巨型羽毛扇为他打扇。另一次演出是在轻歌剧《蓝色面具》中扮演报童，我全部的台词就是一句：“《圣雷莫体育报》，《圣雷莫体育报》，阿曼多?切利尼大获全胜！”我感受到了十足的快乐，十分仔细地将每一份《佐林根日报》涂改成《圣雷莫体育报》。即使台下没有一个观众可以看到这个细节，但是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后来我被允许在许多歌剧、轻歌剧和舞蹈晚会上参与演出，并最终成为舞蹈晚会的群舞演员。有一点我始终很明确：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在剧场工作更吸引我。除了跳舞，别无他选。

在儿童芭蕾舞团我们曾被要求做一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训练。因为绝望和窘迫，我拒绝尝试，毫不犹豫地拒绝：“我不能那样做。”为此老师则直接将我打发回家了事。每一天都是煎熬，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回去。几周之后，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问我为什么不再去舞团了？终于我又回到了舞团。再也没有提起“我不能那样做”这句话。

来自我母亲的礼物有时挺让人尴尬的，虽然她花费了很多精力去为我挑选别致的礼物。比如我十二岁时收到的那件巨大的皮草、一条刚刚上市的格纹长裤和一双绿色方头鞋。我不想穿其中任何一件。我可不想以此引人侧目。

我父亲是那种极具幽默感和耐心的好男人。他能吹响亮又美妙的口哨。童年时我最喜欢坐他腿上。他有一双五十码的大脚，鞋子必须定做。然后我的脚也越长越大，十二岁就已经长到四十二码了。我担心它们还要继续疯长，那样我就不能再跳舞了。我不得不祈祷：“亲爱的上帝，求您别让我的脚再长了！”

（图：成年之后的皮娜·鲍什）

也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因为生病不得不去疗养。我人被托付给了两个邻居，但旅店却必须由我独自打点。整整两个星期之久，我独力支撑着旅店，端啤酒，照顾旅客。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在其中发现了某些要点和乐趣。不管怎么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这段经历。

我喜欢做家庭作业。一种特殊的乐趣，尤其是数学习题。其实无关习题本身，我只是喜欢书写和纸张被书写的样子。

孩子在复活节的任务就是寻找彩蛋。而我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找到母亲别出心裁的隐藏地。我喜欢寻找。找到彩蛋之后总是要请求她重新藏一遍。

我母亲喜欢赤脚在雪地中走路，喜欢和我打雪仗，喜欢建造雪屋。还会藏到衣柜的衣服后面。

我母亲的旅行计划总是出人意表，比如有一回她的目标是伦敦警察厅。而父亲总是满足她的愿望，无论怎样奇怪的愿望。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去了伦敦。

那张照片上她和父亲一起骑在骆驼上，但我已经想不起来他俩是在哪个国家拍的照了。

虽然母亲对机械一窍不通，但有时还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她曾把一台收音机拆得七零八落，可最后她竟然又给组装回去了。

在买下这间带餐厅的旅店之前我父亲是一个长途卡车司机。他出生在陶努斯山区一个贫寒家庭，上下还有许多姐妹。一开始他用一辆马拉板车送货，买了卡车之后就开始全国到处跑。他热衷于讲述那些走过的路，最后用一首特别的卡车司机之歌作为总结。他可以用他的高音唱出许多许多诗句。

在他的一生中父亲从没有责备过我。只有一次情况比较严重，他没有再叫我皮娜，而是菲利皮娜，我的本名。我父亲是那种你可以全心托付的男人。

虽然我父母从不看我跳舞，但他们依然为我感到骄傲。他们对舞蹈没有特别兴趣，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我不需要向他们证明什么。他们信任我，从不责备我。我从没任何负罪感，一向如此。那是他们给过我的最好的礼物。

图片5：福克旺艺术学院，年，摄影：沃尔特?沃格尔

图片6：福克旺艺术学院，年，摄影：沃尔特?沃格尔

我在十四岁进入埃森市的福克旺艺术学院学习舞蹈（图片5—6）。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了库特?尤斯。他是艺术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一个伟大的编舞家（图片7—10）。

图片7：库特?尤斯排练《绿桌》，尤斯、鲍什和法布里，摄影：

图片8：库特?尤斯排练《绿桌》，尤斯、鲍什和法布里，摄影：凡?莱文

图片9：库特?尤斯排练《绿桌》，皮娜?鲍什和让?塞布龙，摄影：不详

图片10：皮娜?鲍什参加库特?尤斯《绿桌》的排练，摄影：安东尼?克里克迈、安娜?马卡德

在福克旺艺术学院这个屋檐下汇聚了各种艺术学科。除了歌剧、话剧、音乐和舞蹈等表演艺术，还有美术、雕塑、摄影、印刷、设计等等。每个系科的教师队伍都藏龙卧虎。无论是在走廊还是教室，耳朵里总是传来琴声、歌声和读书声，鼻子里总是飘来颜料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每个角落都挤满了训练的学生。我们会到其他系科蹭课。每个人都对同学的专业充满好奇。渐渐的，学科之间很自然就交叉融汇起来了。这是对我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一批杰出的教师聚拢到库特?尤斯麾下。他还时常引进他敬仰的教师和编舞家作为客座教授，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才。这些客座教授有的只上几堂课，有的则在埃森待更长时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图片11—12）。

图片11：皮娜?鲍什演出安东尼?都德的《丁香花园》，摄影：不详

图片12：皮娜?鲍什演出卢卡斯?霍温的《机遇之歌》，摄影：不详

无论如何，训练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打基础。然后是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探索自己需要的表现方式。我必须诉说什么？在哪个方面我需要进一步提升？也许就在当时埋下了我日后创作的基石。

尤斯对我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温柔、幽默，在各个可能的领域都具备不可思议的学识。比方说，是通过他我才和音乐建立起真正的完全的联系。因为在我家餐厅的收音机里接触的仅仅是流行音乐。他成为我的第二父亲。于我而言，他的博爱和眼光是两件最重要的宝贝。而在那样一个关键性的年纪遇到他是我一生的幸事。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便落下了背痛的毛病。被逼得四处寻医问药。医生禁止我跳舞，否则六个月之后就只能依靠拐杖走路了。我是怎么反应的呢？我依然跳舞，即使只剩下半年时间。我不得不做出选择，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年我被提名福克旺表演奖。为此我需要准备一支独舞。演出的日子到了。我站上舞台，摆好了姿势，灯光亮起。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因为钢琴师不见了。礼堂陷入一片混乱，哪都找不到钢琴师。

我在舞台上，保持着那个姿势。我越来越冷静，简直称得上岿然不动。我不记得混乱到底持续了多少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确实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找到钢琴师。他走错地方，去了另一幢大楼。因为我长时间的保持开场姿势，而且表现得那么自信和冷静，显然把礼堂里的人都给镇住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壮大。音乐终于响起，我开始跳舞。就是在那一刻我认识到自己一旦陷入极端的困境，也可以保持出乎寻常的沉着冷静，而且我还能从这困境中汲取力量。我学会信任自己这种能力。

我渴望学习和跳舞（图片13）。这是我申请德美大学生交换项目奖学金的原因。幸运的是我成功了。直到那时一些隐忧才开始慢慢浮出水面：要漂洋过海去美国，只有18岁，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英语。父母把我送到库克斯港。当邮轮起锚准备开始航程的时候，一只铜管乐队和人们的哭声搅成了一片。我一边挥手一边上船，而我父母一边挥手一边哭泣。踏上甲板的一刻我也禁不住哭了起来。恐惧突然压下来，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彼此了。

在勒阿弗尔我寄了封短信给纽约的卢卡斯?霍文。他曾到埃森做过客座教授。我希望他能在纽约接船。八天之后船到纽约。因为我把健康证放在了行李箱而不是随身背包里，所以不得不多花几个小时等他们为多名乘客都办好手续，然后才能带我去领我的行李箱。我猜卢卡斯?霍文肯定不会在那了，即使他收到了我那封信。但是当我走下邮轮，却第一眼就看到了他。在他的臂弯里是一束晒蔫了的花。他一直在等我。

一开始在纽约的生活并不顺利。主要是我不会英语。用餐我会选择自助餐厅，在那我只要动一动手就可以解决。有一回结账的时候我发现钱包不见了，不翼而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结账？太难堪了！但不能一直干耗下去啊，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收银台指手画脚解释情况。我从背包里取出舞鞋和其他鞋，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倒在柜台上，我保证会回来换回抵押物。收银的先生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可以坐车回家。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之后我一直去那家自助餐厅，只是为了能对这位先生报以微笑。在纽约我常常遇到类似的事情，人们总是以助人为乐。

我接纳并吸收纽约展现在我眼前的所有事情。我想要学习所有东西，想要经历所有事情。那时正值美国舞蹈的黄金时代：乔治?巴兰钦、玛莎?格雷厄姆、约西?李蒙、摩西?坎宁汉等等大师的时代。在我就读的朱利亚音乐学院既有安东尼?都德和约西?李蒙这样的教师，也有从格雷厄姆舞蹈团来的舞者阿尔弗雷德?科维诺、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我还有幸师从保罗?泰勒、保罗?桑纳萨多与冬雅?福伊尔做了大量训练。

几乎每天我都要看演出。这里有那么多独一无二的事情，我决定用一年的奖学金待够两年时间。那就意味着我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分花。去哪我都用走的。有一段时间甚至以冰激凌为生，一种榛果味的冰激凌。再加一杯酸奶、餐桌上摆设用的柠檬，还有就是大量的苏打水，老实说混在一起味道还不赖。我美妙的粮食。

但是我越来越瘦。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