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争论一个问题时，不清晰地理解问题中隐含的多个复杂层次及其之间的关系，争论基本就是无逻辑与无实际效用的，这样“无用”的争论终而大部分演变成了骂战，最后又反过来加深了问题的矛盾、收窄了问题讨论的空间。本篇节选陈冠中先生的《我这一代香港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道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或许对重新看待今日香港之局势有所启发。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居台湾，现居北京。作为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年后出生的一代)，他认为“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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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诞生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第四，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第五，殖民地政府在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年至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因为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从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香港华人占香港人口95%以上，其中广东人又占绝大多数，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必须学会说流利粤语。除英语系的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香港虽然存在，却不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这个粤语族群的独大性有两个效果：第一，大部分港人对族群问题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兴趣，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地区；第二，获大多数人认同的本地文化主体性较容易显现。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这里作个小总结，就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香港至少已并存着8个可识辨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是一个多文化而不是单文化的局面，也可说都是当时香港的本地文化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二、广东地方传统文化。三、广东以外各省地方传统文化。四、民国新文化，包括各种已经由中国人过滤后的现代性思想以及民国时期国民的新生活形态、新价值观和新文艺。不过在年后的香港，丰盛的民国新文化往往被偏颇地体会成上海都会摩登文化。五、中央的政治文化，当时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触不多。回归后这方面的认知会加深。六、英国殖民地文化，特别是在体制、法律、精英的心态及教育方面。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向英语系国家倾斜。二战后唯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跟随美英主流，消费和流行文化方面后来偏向法、意、德、日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洋、南亚（包括尼泊尔）、俄罗斯等少数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变身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节点，许多精英分子成了企业管理人，并接受了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加上国际化的消费及大都会生活方式，在许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识中，香港的资本主义性格、企业性格、国际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八、杂种的本地文化。这已超过了上述文化的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而是带着创造性毁灭的、混血的、自主创新的新品种、新传承。杂种本地化是一个以香港为主体，把上述七个系统的文化拿来糅杂的创新生产过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们招手。他们的文化胃口已经很混杂，只差一个可依傍的主体性文化。他们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费上要与欧美新潮同步，然后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费者，更想成为生产者，于是自己动手动脑，哪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为土法炼钢般加入了本地元素，一个杂种的本地产品就出现了，就算一时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引起心态相近的年轻人竞相加入生产行列，强化了本地特色，持续发展下竟形成市场，并产生移风易俗的效应，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支可辨识的、有主体性的杂种本地文化系统，被称为港式、港味、港产，或直接称为香港文化。这一波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粤语。所谓港式粤语，口语包括港腔广府方言、新的俚语流行语以及夹在粤语句法里的英语单词短语。书面语则由旧三及第（白话文、文言文、粤语方言）转向新三及第（仍带文言风的白话文为主构，加上粤语词句，偶然出现英文）。年后香港在英美文化与国语文化的冲击下，粤语的文化产业一度颇为低迷。年香港只拍了一部粤语片，年完全停拍，年也只有一部《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的。谁知道该片成为票房冠军，粤语片一下子复活，港产片在原产地香港从此是说粤语的。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流行乐坛。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国语歌压倒了粤语歌。但到70年代，几年间港式粤语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产国语歌，并在流行程度上远超过英美流行曲。电视方面，60年代有中文电视之初，港人爱看配了粤语的美日影片，70年代初还看台湾拍的古装连续剧，但到年之后，中文台黄金时段大都是粤语的港产节目，特别是粤语连续剧。8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很能说明情况。当时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编的是居港的外籍编曲家，乐手混音师是菲律宾音乐人。中文歌词的填词者固然是香港华人，但他们除部分作品纯以方言俚语入词外，更多是用较雅的三及第书面语填词，而歌手以华人占多数，其中不少是从唱英文歌、国语歌转到唱粤语歌的。这是典型的杂种本地产品，多方挪用混合，却有很强的主体性，成就了香港的文化身份。现在世人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化，可说是这一轮杂种本地化的结果。大城市一定也是进口强势文化的消费地，但光消费是无法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文化的。一个消费城市要跨越成为创新型生产（不是加工）城市，才可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后发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就免不了一场杂种化加上本地化的过程，或叫自主创新。香港的杂种本地化由来已久，见诸大排档奶茶和20世纪30年代的西装粤剧。年后，香港也是国际和国语文化的消费城市，然后才出现本地化或应该说是再度本地化的现象。因为有了婴儿潮这股本地生力大军，这次再度本地化大潮规模比以前任何阶段更大。无可避免的是，后发大城市的再度本地化，一定是要混杂多方文化的，故称之为杂种，意思是这些新本地品种是不能还原为源头的纯种的。还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损，也是这个新文化品种的死亡。

回归：文化的再融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安排，决定性地影响了近20多年的香港发展。而回归前后的情况，本书另有多篇文章谈到，大家也比较熟悉，这里不谈了。只说一点文化状况。从婴儿潮时期到今天，香港又多了两代土生土长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地性更强，更认同香港，更有当家做主的意愿及行动力，对本地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更加珍惜。另一方面，港人也对内地更开放，所以普通话日趋普及，对说普通话人士的态度也比以前友善。80年代及以后来到香港的内地移民，再次丰富充实了香港文化的内地成分，有点儿像回到国语占一席位的50年代。回顾上文我们谈到，香港民间因为没有受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和年后唯物史观以至文革的强力冲击，某些方面比内地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元素，特别是社会习俗、语言及民间小传统。譬如说，香港的黑社会就比内地更有传承。年后，由于实质和心理边界的出现，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风土历史地理的认识，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龄的内地人。同时，内地的政治文化，回归前也不为多数港人熟悉。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这种变化更加成型，到年后，通过政权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内地人将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内地新杂种本地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政治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地演变。这种政治文化曾经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归后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在特区的政界、商界与专业界如律师界都已看到比较明显的体现。回归后，特别是曾荫权当特首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影响力之大，是香港自年以来没有过的。近年，特区政府也像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动宣扬中国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学习内地风土历史地理常识，还是想让香港人接受内地的政治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来也不缺的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指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评的中国老调子，还是具有当代甚至普世意义的中华价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养生术、生活艺术，抑或是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明沙文主义？20世纪20年代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国国故，是为了抗衡民国新文化新风气，因此带有愚民性质。现在特区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国文化的时候，要有更大的气度，既学习也批判传统文化及政治文化，同时包纳内地民间的各种新思维、新文化，这样才对得起有多年自由传统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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