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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闵慧琪

年2月1日到8月，Beyond应世界宣明会之邀远赴战火中的非洲，探访第三世界的穷困人民，开始了一段非洲之旅。

黄家驹在非洲

黄家驹从非洲归来后，把这段回忆谱成了一曲真诚彻骨、蕴含着世界大同思想的新歌《AMANI》。

无助与冰冻的眼睛

流泪看天际带悲愤

是控诉战争到最后

伤痛是儿童

我向世界呼叫

AMANINAKUPENDANAKUPENDAWEWE

注：最后一句为非洲肯尼亚的斯瓦西里语，其中“AMANI”为和平之意，“NAKUPENDANAKUPENDAWEWE”意为“我们爱你”，“TUNATAKAWEWE”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

90年代的中国香港人去非洲看见了疾苦和羸弱，而新世纪的中国企业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则成了当代非洲发展的主力军。

在修路架桥，完善通讯网络等各个方面，中国人是非洲兄弟有力的支持，而华为更是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脉脉的资深用户华为HRBP潘基强，在非洲一待就是三年。

潘基强去华为面试的时候就已经做好驻外的准备了，但这份工作伊始却并不那么顺利。

“一开始本来是把我派去东南亚国家的，飞尼泊尔的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临行前项目上有些变动，就把我的资料又分配给了泰国。但当时我就想：泰国这种地方，我自己花个三千块就能去玩一趟，不然干脆去个不是工作原因这辈子也不会去的地方好了。”

就这样，折腾了一圈的潘基强自己主动申请去非洲的项目工作。

在驻地的潘基强

潘基强去到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叫贝宁共和国，简称“贝宁”，一个位于西非中南部的国家，前法国殖民地，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动身前的潘基强也并没有做过多的心理预期，他想着既然决定要去，无论当地是什么样的环境自己都能适应。

贝宁的地理位置

关于非洲初体验，潘基强印象最深的是一件被同事笑话了大半年的小事。

“动身前往贝宁的时候是二月份，国内还是天寒地冻的大冬天，我穿着毛衣和羽绒服就过去了，结果到那边一落地，40多度，没把我热死。”

迎接潘基强的除了高温的热情，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看起来就黄蒙蒙，主要建筑以棚屋为主的像贫民窟般的城市，这就是贝宁的首都——波多诺伏。

空中俯瞰贝宁首都波多诺伏

贝宁作为一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与国内最大的差距也正是在城市基础设施上。在当地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潘基强感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方便，有一次他分享日常生活到朋友圈，收到一条评论说：你们那边竟然还有空调！

他只能无奈地回复：你以为我们住山洞啊！

贝宁是法语区国家，初来乍到的潘基强，因为语言问题，在和当地员工接触时非常忐忑。第一次和当地员工交流工作，他听不懂当地的英语发音，只能当地员工每说一句，他就在纸上写下关键词，最后才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融入，有段时间潘基强每天一下班就挤在一群当地员工中间，和他们天南海北地各种聊。哪怕他们说法语，也尽量去学习和适应，渐渐地他们也会照顾潘基强，主动切换到英语模式。

Gilles是潘基强在贝宁所在的项目组秘书，一个当年刚毕业的当地黑人小伙，Gilles阳光、积极、上进，由于项目上事情繁多，他还经常主动加班。

有一次，大家要参加一个晚会，请Gilles帮忙给中方同事订做当地服饰。他问我们一位同事：“全套本地服饰是要配帽子的，你要做帽子么？”同事说，还是做一顶吧，参加晚会戴帽子显得正式一些，又问Gilles，你觉得哪种颜色的帽子比较符合贝宁风格？只见他毫不犹豫地在一堆五颜六色的面料中挑了一块绿色的，放到头上比划着说，“这个好，这个适合……”

当时潘基强跟同事瞬间就乐了，后来跟Gilles解释绿帽子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也乐得不行。

穿当地服饰的潘基强

潘基强和他的同事可能并不清楚：大部分非洲国家是偏爱绿色的。一些爱看足球的朋友或许有注意到，今年入围32强的5个非洲国家（埃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摩洛哥）中，有3个国家（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摩洛哥）的国旗用了绿色。

贝宁国旗

天天扎堆在当地人中的潘基强，很快就适应了非洲的生活，除了能感受到当地与国内的差异，他也明显感受到了外籍人士对于中国人的好奇。

“我们在当地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很有成就感的，在工作过程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当地人包括其他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理解和印象其实是很片面的。”

潘基强和他的中方同事们经常被黑人问到说：你们中国人都是不用睡觉不用休息的么？经常半夜也能看到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周末也在工作，晚上也在工作，随时随地想找你们都能找到。

中国人的敬业奋斗和坚韧不拔在异国他乡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年初，潘基强调入加蓬办事处。当年加蓬业务快速发展，人员也大幅增加，中方常驻、本地和出差员工加起来有近百人。可他发现，许多新同事对这个国家是陌生的，对项目交付环境更是陌生。从平台部门，到客户界面同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站点“长啥样”。

对交付基础情况的不了解，会增加不少沟通成本。潘基强和项目HRBP商量，两人都认为第一步是要让客户线人员与平台人员走出去，鼓励新员工下站点。然而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去站点是不是真能学到东西，他们心里也没底。

自己都没把握的事，凭什么让别人去做。潘基强决定自己先去体验一回。

一个周六的上午，项目的交付副主任和当地站点工程师前往内陆站点维护，潘基强主动随同前往。地图上多公里的距离，一走就是9个多小时。行程后半段，车辆在山中的碎石土路上艰难爬行，加上前一晚夜里下过暴雨，路上各种货车、皮卡陷在泥坑里动弹不得。一路颠簸，终于在晚上11点左右抵达了旅馆，下车时潘基强觉得“五脏六腑都完全绞在一起了。

“第二天一大早，本地同事就来敲门，说要尽早开始登山。他在旅馆门口指着对面一座山说：‘站点就在那个云雾缭绕的山顶，车开不上去，我们要爬上去。’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他说的‘爬上去’，是真的‘爬’。”

位于赤道附近的加蓬，常年高温，阳光炙烤背上的感觉难以言表。经过半个多小时跋涉，潘基强一行人接近了最后一个山头。

“远看上去，感觉路途不长，真爬起来才知道，那是近乎垂直的攀爬，每一步都很难找到落脚点。泥土湿滑，几乎要一路贴着地面、抓着野草往上，有几次差点从山坡上滚下去，让人心惊胆颤。幸而本地保安很有经验，带着一把砍刀爬在最前面，爬一步就用砍刀在地上凿一个洞，让我们落脚。爬到大约一半的位置，我实在累得无法再往上登一步，可是这里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更不要说坐下休息，于是我只能整个人趴在草丛里喘气。不能倒退，就只能咬牙继续向上，就这一眼就能看到终点的距离，我们生生爬了一个小时。”

当时项目上的交付副主任向潘基强介绍，他们空手爬过这段路都累的要死要活，但是当年建站时，全是靠人力把钢筋、水泥、沙土、设备一点点地背上山。

而这还不是最难建的站点，那些在热带雨林山头上的站点，一路都需要开山辟路，遇水搭桥。

“老金又在现场给我介绍了什么是方舱基站；Rigger（索具装配工人）平时如何工作，有哪些护具；站点平时会建怎样的fence（防护物），fence上还要缠绕着金属线接地，引入地下井中的铜块上起到避雷效果；基站有太阳能供电、市电供电、油机供电等几种模式，几种模式如何通过ATS系统完成切换……这些知识，我以前只接触过概念，到了现场，才能有完整和形象的认知。”

回到办事处，潘基强和同事迅速形成了一套方案，确定非交付员工需要学习哪些知识点，并且下站时一定要安排熟悉情况的中方员工带领指导，理论与实践并行。例如人力资源员工需要在现场了解各工种的工作性质、配合关系、需具备的基本技能；采购人员需要学习站点基本设备、安装方法、施工成本等。

“通过这样的实践规划，不同部门间配合的默契程度大大提高，使得交付团队与其他部门在沟通时能够在一个频道上。”

除了工作条件的艰苦，语言的障碍，不同文化在工作中的碰撞一开始也让潘基强很不习惯。

“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工作也没有中国人的那种紧迫感。就像我们现在职场经常会提到deadline的概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会觉得如果你设定了deadline，而他们无法完成，那就是你的计划有问题。”

“而且我们合作的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是这样的。可能大部分国家的人都不会像中国人这样在工作上有这种紧迫感，所以在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对方的文化，在做工作计划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到他们充分的时间，哪怕出现问题了你还不能跟他们发火。不像我们中国人直接管理起来是很简单直接的，和他们当地人以及外籍员工沟通你就会发现他们很注重个人尊严，在沟通工作时你就需要先自己把事情理清楚，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去表达。”

潘基强（前排左二）和当地的同事们

习惯和适应不同文化的工作方式后，潘基强在现在的工作沟通中变得更加包容，更加理解工作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这段时间我们刚从其他国家招来一个专家，一开始我并不和他直接对接，另一个对接的同事和我抱怨说外籍专家就是矫情，不仅要公司提供住宿还要公司先垫钱给他租房子，我们最多说可以提供住宿也是需要走报销流程，但是这个专家就不同意，非要公司垫。在这类型的问题上有不少别的同事就无法理解，但是因为我在外面待过，我就能理解，几乎其他国家的人在工作上都是这个思路，他们觉得我是来给你工作的，我为了工作租的房子就应该公司负责。”

“这种差异当你在国外转一圈回来后，你都会觉得自己的心胸更加包容，包括看待问题的方式都会不一样。而且在这其中收获的思考会更多地愿意去沟通和交流，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我们中国人的方式不会弱于别人，只是能够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交流，这都是相互的。”

中国人在工作上的拼劲和超强的组织性让参与工作的外籍人士叹为观止，每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中国人的坚持下都顺利完工。经历这些的潘基强表示：民族自豪感，大公司自豪感都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一点都不虚。

除了日常生活的快速适应，工作上的高效敬业，潘基强和同事们在非洲挺过的惊险经历更是中国人闪光品质的最好展现。

年7月，在多哥出差的潘基强收到“加蓬即将发生暴动”的消息，他立刻中止行程订机票赶回加蓬组织同事们筹备应急安全预案。那次暴动持续了四个月，首都死了很多人。潘基强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梦到被叛军抓住，被逼自尽的那晚，第二天醒来浑身冒冷汗整整一天。

暴动发展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都在往外撤，包括当时加蓬的宗主国法国。所有的企业也都在往外撤，只有中国企业还在往里填人，潘基强所在的项目就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扩张到了三十几个。

“我们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地政府维持网络通讯，在暴动期间，我们在帮助政府维持稳定这块的确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在信息管理方面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安全挺过这次暴动后，年上半年在赤道几内亚，当地腐败的国家警察因为别人诬告，要去潘基强他们办公室逮捕他们，潘基强和同事们紧急联系国防部长寻求帮助，国防部长跟他们说你们先被他们抓就是了，然后我想办法把你们捞出来……

年下半年在多哥出差再遇暴动，他们开着车差点冲进军阵，非洲大兵对他们抬起了AK47……

聊起在非洲这些危及生命的经历，潘基强淡定得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去过的每个国家，都赶不上国内的治安形式。我们那边被人暴力抢劫都时有发生，再开个玩笑说，回到国内被蚊子咬了都觉得是幸福的，因为你不用担心是不是会得疟疾这类恶性疾病。”

“在非洲，心里始终都是绷着一根弦的。”

在非洲做HR的这三年，潘基强前后待过五个国家，得过恶性疟疾，遭遇过武装暴动，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们有过难忘的回忆。

他在脉脉上分享这段经历时写到：你以为的熬不下去，只是因为你还没经历那些更熬不下去的日子。谁不是负重前行，但只有这样才能看见最美的光明。

在无数次想要辞职离开的念头下，国内的其他公司和猎头也都一直在联系潘基强。

“有次回国休假期间和一家公司聊得挺好的，对方开出的offer各方面也都能达到我的要求。可我还是放不下自己在非洲那边很多刚起步的项目，因为我们在那边做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很有职业成就感的。所以哪怕自己经常也会有不安感，会想回国，但总的来说在那边工作生活都是很愉快的。”

聊到工作上的职业成就感，潘基强开始言语间都带着些自豪。

“我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当地员工的能力成长以及整个团队的建设，我们在当地招聘更多的也是高级工程师这种岗位，我们会帮助他们融入中国企业和文化，并且帮助他们自身成长。其实这个过程就也是帮助当地政府建立了一个通讯领域的人才库，所以在那边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

年的时候，潘基强所在的团队在贝宁为当地的应届毕业生开启了一个实习生培养计划，用六个月的时间帮助他们培养储备人才，到年的时候陆续在贝宁和加蓬都继续开启了类似的培养体系。

华为在非洲当地大学举办宣讲会

“像当时我们招的实习生，他们国家的通讯部部长都亲自到我们办公室来找他们一个个聊天，当地政府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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